佛雕与石窟的关系
无论是云冈、敦煌、麦积山还是阿婆髻,中国石窟都与佛息息相关。中国石窟艺术最早起源于北魏洞窟,印度传来的佛传、佛本生等印度题材占据了这些洞窟的壁画画面。例如,以舍身饲虎、须达挐好善乐施和五百强盗剜目故事等最为普遍。
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,而是雕塑。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和烘托。四周壁画的图景故事,是为了托出中间的佛身。北魏的雕塑,从云冈早期的威严庄重,到龙门、敦煌,特别是麦积山成熟期的秀骨清相、长脸细颈、衣褶繁复而飘动,那种神情奕奕、飘逸自得,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。
佛雕源于生活
人们把希望、美好、理性都集中地寄托在佛雕身上,但佛雕并不显示出仁爱、慈祥、关怀等神情,它所表现的恰好是对世间一切的完全超脱。尽管身体前倾,目光下视,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怀或动心。相反,它以对人世现实的轻视和淡漠,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为特征,并且就在那惊恐、阴冷、血肉淋漓的四周壁画的悲惨世界中,显示出它的宁静、高超和飘逸。似乎肉体愈摧残,心灵愈丰满;身体愈瘦削,精神愈高妙;现实愈悲惨,神像愈美丽;人世愈愚蠢、低劣,神的微笑便愈睿智、高超……在巨大的、智慧的、超然的神像面前匍伏着蝼蚁般的生命,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朽的“公平”主宰,也正好折射着对深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强烈情绪。
石窟源于佛教建筑形式
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。佛教提倡遁世隐修,因此僧侣们选择崇山峻岭的幽僻之地开凿石窟,以便修行之用。印度石窟的格局大抵是以一间方厅为核心,周围是一圈柱子,三面凿几间方方的“修行”用的小禅室,窟外为柱廊。中国的石窟起初是仿印度石窟的制度开凿的,多建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。
佛雕艺术发展
众所周知,佛教的发展和当时统治阶层息息相关。其一佛教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后,统治阶级便借雕塑把他们这种理想人格表现出来了。信仰与思辨的结合本是南朝佛教的特征,可思辨的信仰与可信仰的思辨成为南朝门阀贵族士大夫安息心灵、解脱苦恼的最佳选择,给了这些饱学深思的士大夫以精神的满足。其二佛教是与儒家思想本质是极为雷同的。为当时政治稳定有着积极意义,使佛教与当时统治者特有的民族心理与文化素质巧妙结合。有效地抑制了嗜杀成癖的统治者的滥杀行为,保护了各阶层许多人的生命,客观上稳定了社会秩序。在思想方面,为因受儒家正统习惯势力影响的统治者进行了维护,论证了政权的合理性,客观上也有利政治稳定和社会的稳定。
今天留下来的佛教艺术尽管都在北方石窟,但他们所代表的,却是当时作为整体中国的一代精神风貌。印度佛教艺术从传入起,便不断被中国化,那种种接吻、扭腰、乳部突出、过大的动作姿态等等,被完全排除。连雕塑、壁画的外形式也都中国化了。其中,雕塑作为智慧的思辨决疑的神,更是这个时代、这个社会的美的理想的集中表现。
佛雕石窟的影响
佛雕石窟现阶段成为新型行业。无论是云冈石窟、敦煌石窟、麦积山石窟还是阿婆髻石窟逐渐的形成商业旅游景区。形态各异的佛像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文化风情。例如:敦煌第四十五窟中的雕塑阿难、迦叶像的弟子像则显得更为生动,更为写实,更富有个性特征和艺术情趣。 宋代的天王像,基本是真实的武将形象写照。其形体较大,真实感很强,制作者对之注重于气势的刻划和表现,夸张的成分则相对减弱。
佛雕与石窟是相互协调, 石窟作为佛教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,是把佛本生故事,画在窟顶的菱形方格内,四周则画出所供养的佛、菩萨等像。有了石窟的协调,使佛像不在是单一的个体,同时也增加了佛雕的神秘感及大大增加了旅游乐趣,不会索然无味,这就是佛雕与石窟的“协同合作关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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